ISE07/19-20

• 香港的司法獨立享譽國際，名列全球第八位。^{1註釋符號代表World Economic Forum (2019)。} 然而，本地法院仍然是紙本文件為主的系統，較少使用發展迅速的資訊科技，導致其效率偏低。2019年，香港區域法院平均需時385日解決一宗商業爭議，在全球排名僅列第三十二位。^{2註釋符號代表World Bank (2019)。} 最近，因應2019冠狀病毒疫情爆發，司法機構把絕大多數法庭程序延期3個月至2020年5月3日，受影響的法院案件多達全年總量的18%。^{3註釋符號代表GovHK (2020b)。} 這個安排不單引發公眾關注司法公義會否因此被延誤，亦令從事訴訟的法律界人士因法院運作大致停頓而處於賦閒狀態。
• 2013年5月，司法機構推出"資訊科技策略計劃"，其中的6年工作計劃旨在提升案件管理效率，並提供更多電子服務，但該計劃推行嚴重落後，滯後期長達57個月。^{4註釋符號代表Judiciary Administration (2013)及Audit Commission (2019)。} 2019年10月，審計署對該等延誤表示關注，並發現多項執行上的問題，下文會加以論述。^{5註釋符號代表審計署發現計劃下的四大項目，分別延後6-57個月，以致整體完成時間延後最少33個月。Audit Commission (2019)。} 過去5年，議員亦曾至少6度對資訊科技策略計劃提出關注。^{6註釋符號代表議員在2017年至2020年間審議政府整體開支預算案時，以及在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於2019年及2020年舉行的會議上，曾問及資訊科技策略計劃的推行進度。請參閱Legislative Council Secretariat (2019a)。}
• 與此相反，新加坡司法機構獲全球公認為司法電子化的先驅，早於1997年便採用電子檔案處理系統。世界銀行亦讚揚當地的"法庭自動化"是全球最佳範例之一。^{7註釋符號代表World Bank (2016及2019)。} 本期《資訊述要》先簡要審視香港法院的電子化措施，繼而概述新加坡的相關政策發展。

法院應用資訊科技的社會效益

• 全球各地法院逐步由紙本系統轉型，利用更多資訊科技，以加快法庭程序。除了環保效益外，檔案處理及法庭程序電子化可(a)減省提交、參照、搜尋與研究法律文件所需的時間和工夫；(b)避免紙本系統常見的錯漏；(c)加快隨後法庭程序的自動化(如透過視像會議進行聆訊及其他程序)；(d)以視像聆訊安排，保護易受傷害的證人及方便身處偏遠地區的訴訟人；及(e)利便市民尋求公義，因為除了司法人員外，法庭使用者亦可在全日任何時間於網上提交文件及完成其他司法程序。^{8註釋符號代表World Bank (2016)。}
• 以英國為例，當地法院於2015年採用電子檔案處理系統前，每年耗用1億6 000萬張紙(疊起有15公里高)。然而，採用電子檔案處理後，英國法院在2015-2019年間共節省逾1億張紙。^{9註釋符號代表GOV.UK (2013及2019)。} 在澳洲，2009年一宗重大個案利用電子存檔，令查閱文件更為便捷，成功將聆訊時間縮短了25%。^{10註釋符號代表Allsop (2019)。} 在新加坡和南韓，其電子檔案處理安排讓律師和市民可隨時提交法律文件，不受司法機關辦公時間的限制。總括而言，正如一句法律格言所說，"延遲公義，等同否定公義"，法庭自動化可加快司法程序的進度，從而提高司法質素。

香港法院應用資訊科技的近年發展

• 雖然香港法院在1990年代已開始電腦化，但是本地法庭程序大多仍以紙本方式進行，依賴人手操作。根據世界銀行在2019年的研究，香港在"法庭自動化"的評分偏低，在0-4分中只取得1分，新加坡及南韓則取得最高的4分。^{11註釋符號代表評分準則視乎有否在以下程序使用電子處理方式：(a)提交原訴文件；(b)向被告人發出通知；(c)繳付法庭費用；及(d)發布判案書。請參閱World Bank (2019)。}
• 司法機構在2013年5月獲批6億8,200萬港元撥款預算，用作推行資訊科技策略計劃，以開發一套電子檔案處理系統(名為"綜合法院案件管理系統")，以提高司法機構的案件管理效率，並支援各項電子服務的發展，便利法庭使用者。^{12註釋符號代表截至2019年6月30日，在6億8,240萬港元的撥款中，已動用3億6,200萬港元(53%)。請參閱Judiciary Administration (2013)及Audit Commission (2019)。} 此外，資訊科技策略計劃亦擬將法庭的資訊科技基礎設施升級，以便使用電子文件和進行遙距聆訊。資訊科技策略計劃訂有"六年工作計劃"，並預期於2019年12月完成。
• 然而，資訊科技策略計劃進展緩慢，6年已過，綜合法院案件管理系統和多項電子服務(如網上提交原訴文件和付款)至今仍未推出。審計署的資料顯示，電子文件冊於2011年推出，但在2018年入稟高等法院的案件中，只有0.2% 案件(即87宗)使用了電子文件冊；而法庭的影音系統，多達47% 於2016年已經過時，不能支援律師的筆記簿型電腦。^{13註釋符號代表儘管司法機構政務處表示自2016年起已開始更換系統，並在同年起為法庭購置20套便攜式電子提證系統，但審計署留意到更換的進度緩慢，新系統的使用情況亦沒有全面監察。請參閱Audit Commission (2019)。} 司法機構在2019年6月匯報，整個工作計劃的目標完成日期需要延後33個月至2022年9月。
• 整體而言，資訊科技策略計劃推行出現延誤，可歸因於下列主要因素：
  
  

  (a)	立法框架並未備妥推行電子檔案處理：雖然香港已在2000年制定《電子交易條例》(第553章)，在法律上認可電子紀錄及簽署，但該條例不適用於法律程序。這個法律缺口顯然拖慢本地法院應用資訊科技的步伐。2020年1月8日，《法院程序(電子科技)條例草案》終於提交立法會首讀，以清除在法院使用電子文件的法律障礙；14註釋符號代表Legislative Council Secretariat (2019b)。
  (b)	資訊科技策略計劃的項目管治有所不足：根據審計署2019年10月發表的報告書，該計劃推行出現延誤，原因是：(i)人手短缺及合約員工流失率高；(ii)委聘承辦商的工作有所延誤；及(iii)採購資訊科技基礎設施的籌備時間甚長。此外，審計署留意到督導委員會與轄下工作小組之間的項目管理職責，劃分欠清晰。15註釋符號代表Audit Commission (2019)。 審計署認為督導委員會"需要適時召開會議"；及
  (c)	其他法庭使用者的參與程度有限：由於法庭自動化會影響整個法律專業界別(截至2019年年底包括共有1 558名執業大律師及10 344名執業事務律師)的工作模式，設計新系統必須諮詢主要持份者，並協助各持份者適應新系統。儘管香港大律師公會在諮詢中表示支持《法院程序(電子科技)條例草案》，但亦關注到未來系統的操作簡易程度。16註釋符號代表Legislative Council Secretariat (2019b)。 此外，審計署留意到截至2019年年底，在約40個檢控機構中，司法機構只曾向其中兩個機構簡介新系統的設計和用法，並且仍未解決有關機構在3年前提出的一些問題。

• 2019冠狀病毒疫情爆發後，本地社會再度關注到司法機構應用資訊科技的進度緩慢，當中法律界尤以為甚。自2020年1月29日以來，長達3個月的一般法庭程序延期安排，影響案件接近全年總量18% (估計相等於約90 000宗案件)。有見及此，司法機構在2020年4月6日於高等法院進行首次視像聆訊。^{17註釋符號代表2020年4月2日，司法機構在發出"在高等法院民事司法程序事務中進行遙距聆訊的指引"，並分別在4月6日及4月7日於上訴法庭和原訟法庭首兩次透過視像會議審理案件。請參閱GovHK (2020a)。} 此外，政府在2020年4月8日宣布撥款4,000萬港元成立法律科技基金，向每間小型律師事務所資助最多50,000港元，購置資訊科技系統。^{18註釋符號代表Department of Justice (2020)。} 然而，有議員及法律專業人士認為，上述措施的力度遠遠不足，對加快本地法庭自動化速度的效用有限。

新加坡法庭自動化的發展

• 新加坡的法庭程序在1991年前"緩慢而缺乏效率"，最高法院的候審案件多達2 000宗，起碼需要5年方能清理，而法庭缺乏效率的問題已持續超過40年。直至1990年代，有見該問題將窒礙新加坡發展成全球商業樞紐，當地政府決意正視。^{19註釋符號代表新加坡政府在1991年發表《策略性經濟計劃：邁向已發展國家》。請參閱Chan (2007)及World Bank (2007)。}
• 1990年9月，楊邦孝獲委任為最高法院大法官，他提出一系列改革措施，推動司法機構"改變機構文化"，透過資訊科技的應用與法庭現代化，清理積壓案件。^{20註釋符號代表自1992年起，年度工作計劃所列的改革項目包括增加人手、精簡程序和善用科技。請參閱World Bank (2007)。} 後來繼任的大法官延續其改革路向，最近於2017年推出五年資訊科技計劃，並在2018年成立專責的"轉型及創新辦公室"。
• 新加坡法庭自動化的主要特點綜述如下：
  
  

  (a)	電子檔案立法框架：新加坡制定《1998年電子交易法令》，讓司法機構自1990年代末起已經可以接受電子文件，較香港早至少20年。此外，新加坡在1997年修訂《證據法令》，將"電腦輸出的證據"列為可接納的證據；21註釋符號代表National Achieves of Singapore (2007)及PwC (2017)。
  (b)	智能及強制電子檔案處理系統：新加坡最先在1997年就民事訴訟引入電子檔案處理系統。在試行計劃實施3年後，當地於2000年強制規定多類民事訴訟文件使用電子存檔，並設立專責辦事處(即"法律網服務處")，為缺乏電子檔案處理設備的律師事務所提供協助。22註釋符號代表Supreme Court of Singapore (2000)。 當局亦向法律界人士提供所需的培訓和誘因，協助業界適應改變。23註釋符號代表除電子檔案處理的培訓環節外，新加坡初期為使用電子方式提交文件的人士提供15%的費用折扣，近期亦於2019年向每間律師事務所提供高達130,000新加坡元(746,200港元)的資助，用以提升資訊科技設備。請參閱Supreme Court of Singapore (2002)及the Straits Times (2019)。 新加坡在深入檢討有關系統後，在2013年推出重新設計的電子檔案處理系統，並於2015年擴大應用至刑事案件。 目前，新加坡法庭使用者充分受惠於電子存檔的好處，省卻管理紙本文件的麻煩。經改良後的電子檔案處理系統較舊版本更方便，甚至被認為優於德國的系統，因為新加坡的系統(i)讓使用者只須輸入重要資料一次，減少重複輸入；(ii)將更多工作流程自動化(例如核實資料和自動產生草擬命令等文件)；及(iii)讓使用者以電子政府密碼(即新加坡市民使用所有電子政府服務時的數碼身份)登入系統，無須使用其他軟件或硬件；24註釋符號代表World Bank (2016)、Supreme Court of Singapore (2018)及Zakaria (2017)。
  (c)	就法庭程序提供多種電子服務：新加坡以電子檔案處理系統為骨幹，藉此支援下游入門網站，而所有法庭使用者(包括律師、無律師代表訴訟人和執法機構)即使在辦公時間過後，仍可在網上完成多種的司法程序。新加坡自1997年起推出以電子方式提交原訴文件後，逐步推出其他電子服務，例如(i)就交通案件認罪；(ii)向訴訟對方送遞文件；(iii)排期聆訊；(iv)繳付法庭費用；及(v)取得經認證的法庭命令；25註釋符號代表Chua (2017)。
  (d)	經常採用遙距聆訊方式：自最高法院在2003年以視像會議進行破產申請聆訊後，新加坡各級法院在預審程序和涉及易受傷害證人的審訊中，廣泛採用視像會議聆訊。這個安排有先進的資訊科技配套支援，例如(i)自1995年引入科技法庭，現時裝有先進設備的科技法庭共有6個；(ii)在一般法庭設置流動資訊通訊系統；及(iii)在2002年推出網上平台，將律師事務所和政府機構與法庭連接；26註釋符號代表Rajah (2012)及Chen et al. (2018)。  及
  (e)	網上爭議解決平台：就小額索償的民事爭議，新加坡在2018年2月設立一站式入門網站，讓爭議各方在展開正式索償程序前，評估訴訟理據，並透過網上對話進行調解。這個內置的調解機制有助在訴訟前解決部分個案，從而減少案件數量。

• 經歷逾20年現代化進程後，新加坡法院系統有效解決了案件積壓的問題，被譽為達到"世界級"水平。當地積極為法律專業界別提供充分培訓，協助業界適應改變，在2018年新加坡約三分之二律師事務所已登記使用電子檔案處理系統。^{27註釋符號代表Supreme Court of Singapore (2018)。} 登記用戶可在全日任何時間登入系統，2015年據報有37%文件是在辦公時間過後提交。^{28註釋符號代表Supreme Court of Singapore (2015)。} 未有登記使用服務的律師事務所，仍可向法律網服務處提交紙本文件，讓後者把它們轉換成電子檔案。2019年，世界銀行將新加坡法院列為全球最具效率的法院。當地平均只需164天便可解決一宗商業爭議，較香港快57%。^{29註釋符號代表World Bank (2019)。}
• 新加坡法院系統能有效提升效率，大致可歸因於：(a)領導層大力推動資訊科技與法庭現代化改革；(b)及早就電子檔案處理安排制定立法框架；(c)為法律專業界別提供所需的培訓和誘因，協助業界適應司法系統電子化；及(d)新加坡的電子政府基建整體成熟完善，在聯合國2018年電子政府排名中高踞第七位。

立法會秘書處
資訊服務部
資料研究組
劉絜文
2020年5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