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鼓勵私人機構資助體育發展的推動措施

• 2021年8月，香港在東京奧運會("東奧")勇奪1金、2銀、3銅共6枚獎牌，創下歷史佳績。社會上隨即再現強烈呼聲，要求政府加強支援1 300名於香港體育學院("體院")接受密集式訓練的精英運動員，以及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體育資助計劃"涵蓋的60多個體育總會。目前，該等機構高度依賴政府的經常撥款，2020年的總額高達12億港元，高佔該等機構年度開支預算近九成。^{1註釋符號代表有關數字指截至2020年3月，60個受資助體育總會及體院從體育資助計劃、藝術及體育發展基金和精英運動員發展基金獲得的總資助額。請參閱立法會(2017b)及明報(2021)。} 因此，不少論者建議當局制訂政策，鼓勵私人機構作出更多捐款和贊助，推動本地體育發展。過去5年，立法會曾就本地體育發展和精英運動員的財政資助的課題，作出不下10次的討論。^{2註釋符號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2021a，2021b，2021c，2021d)、立法會(2017a，2017b，2021)及立法會秘書處(2019)。}
• 現時本地私人機構資助體育發展，主要集中於3大範疇，即(a)每年贊助舉辦12-15項大型體育盛事，當中包括馬拉松、高爾夫球和欖球賽事等；(b)為若干熱門運動(如足球)的受資助體育總會，提供商業贊助；及(c)向取得優異成績的運動員發放獎金。然而，該等私人資助畢竟並非常規性，金額有限，並非全面。當中的小眾運動項目(即較冷門、觀眾較少和媒體曝光率較低的運動)，獲得私人資助的機會更為困難。最近，行政長官在2021年施政報告中提出構思，研究循"專業化和產業化"方向發展本港體育事業。由民政事務局局長主持的工作小組，稍後將與"商界和體育界"共同探討有關建議。^{3註釋符號代表施政報告(2021)。}
• 綜觀全球，以公帑資助精英運動和普及運動最為普遍。不過，澳洲、日本和南韓等一些富裕地方，近年亦更多元化地開拓體育資金來源，當中尋求商界資助的成效尤為顯著。由於私人資金被視為日本體育近年持續成功的其中一個關鍵要訣，因此本期《資訊述要》在扼要檢視本港的體育資助情況後，探討日本的相關政策經驗。^{4註釋符號代表De Bosscher et al. (2015)及康樂及文化事務署(2020)。}

• 公帑作為本地精英運動和普及運動的命脈：2020年，本港約有1 300名精英運動員於體院接受密集式訓練(其中525人為全職運動員，每月領取介乎7,130-48,240港元的津貼)，而60多個受資助體育總會亦在推廣精英運動和普及運動方面發揮重要作用。政府撥款現時是這些運動的命脈，體院於2020-2021年度獲"精英運動員發展基金撥款"7.37億港元，而受資助體育總會同年則在"體育資助計劃"和"藝術及體育發展基金"下合共獲得4.43億港元(圖1)。大體而言，該等機構的經常收入平均約87%來自公帑。^{5註釋符號代表數據取自體院及體育總會的年度報告或體育資助計劃年度財務報告(如前者不適用)。請參閱香港體育學院(2020)、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2021b，2021c)及民政事務局(2021)。}
  
  
  圖1 ── 精英運動和普及運動獲得的主要公帑資助
  
  數據來源：民政事務局及香港體育學院。

• 財政緊絀窒礙發展步伐：把社區體育活動合併計算，政府投放於體育的經常公共開支，在短短4年間累增29%至2020-2021年度的60億港元，約為本地生產總值的0.2%。考慮到該比率已高於新加坡和南韓等地的0.1%，加上政府連續兩年錄得龐大財政赤字，體育發展在中期內似乎難以獲得更多的巨額公帑資助。^{6註釋符號代表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21)及民政事務局(2021)。}
• 體育產業難以自負盈虧：對私人機構而言，本地體育市場規模明顯偏小，難以支持體育事業，本地的足運發展為最明顯例子。儘管足球長期地是本地最受歡迎的其中一個運動項目，亦有長達40多年的職業化歷史，但在2019-2020年度，香港足球總會的自營收入(如門票收益)及商業贊助仍僅佔其年度收入的15%(2,000萬港元)，遠低於來自政府及香港賽馬會資助的合計份額(佔71%)。^{7註釋符號代表香港足球總會有限公司(2020)、明報(2019)及香港01(2021)。} 至於帆船和壘球等小眾運動，其體育總會的收入來源或更仰賴政府撥款。
  因此，為體育產業營造有利環境，以實現自負盈虧與自給自足的目標，存在不少挑戰。由民政事務局局長主持的工作小組，預期會從較廣泛層面，探討體育產業化建議的商業可行性及所需的便利措施。本文則嘗試收窄討論範圍，聚焦於如何推動私人機構的體育贊助和捐款。^{8註釋符號代表施政報告(2021)。}
• 私人機構現時對本地體育的資助：目前，香港的體育贊助主要來自大型企業，或作為市場推廣措施，又或出於企業社會責任的考慮。該等商業贊助形式常見於：(a)主辦馬拉松、欖球和高爾夫球等標誌性體育盛事；(b)提供商業贊助予體育總會和體育隊伍，惟主要限於足球等熱門運動；(c)資助個別運動員接受精英訓練；及(d)向傑出精英運動員(例如奧運獎牌得主)發放獎金。至於個別成績斐然的運動員，他們甚或成為商業品牌的廣告代言人。^{9註釋符號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2021c)及陳智思(2021)。}
• 鼓勵體育贊助的現行措施：香港政府甚少推出鼓勵體育贊助的措施，2004年的"M"品牌計劃可算是絕無僅有。在該計劃下，舉辦頂級體育賽事的體育總會若獲得商業贊助，可獲政府提供等額的配對資助，而每項賽事的資助上限為1,000萬港元。此外，企業的體育贊助開支，等同市場推廣開支，可獲稅務寛減；縱然部分持份者認為體育贊助的扣稅吸引力不及其他市場推廣策略。^{10註釋符號代表民政事務委員會(2020)、立法會(2021)及立法會秘書處(2019)。} 2019年5月，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曾就此通過議案，要求政府就體育贊助提供額外扣稅優惠。^{11註釋符號代表民政事務委員會(2019)。}
• 主要關注事項：持份者普遍提出的關注事項，可歸納為以下3個主要範疇──
  • (a)
    缺乏商業贊助的專業知識：即使政府已於2016年1月開設體育專員一職，但社會仍然存有疑慮，民政事務局是否具備促進體育商業化的跨界專業知識。為回應此關注，行政長官在2022年1月建議設立"文化體育及旅遊局"，推進相關政策的協調。

    同時，由於受資助體育總會的主要職責是體育發展，它們大多欠缺管理及市場推廣的專業人才，與商界交流；
  • (b)
    欠缺稅務優惠措施：由於目前大部分受資助體育總會並非可獲豁免繳稅的慈善團體，因此商界沒有明確稅務誘因向它們捐款。即使企業向受資助體育總會提供商業贊助，後者亦須受民政事務局嚴格監管。^{12註釋符號代表根據《稅務條例》(第112章)，包括受資助體育總會在內的體育組織，若其宗旨是提倡"某一項特定運動"，即不合資格註冊成為獲豁免繳稅的慈善團體。請參閱稅務局(2021)。}

    此外，根據《稅務條例》(第112章)，接受商業贊助的受資助體育總會，或須繳納利得稅(除非出現稅務虧損)。此項規定削弱該等體育總會舉辦牟利活動的積極性，以補貼其他體育發展開支；^{13註釋符號代表根據《稅務條例》第87條，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亦可按個別情況對受資助體育總會作出特別稅務豁免。根據零散的披露資料，中國香港賽艇協會曾在2020年獲得上述豁免。} 及
  • (c)
    對精英運動的支援不足：全職精英運動員在頂級賽事中取得佳績前，其每月津貼可低至7,130港元。據報部分運動員為了更安穩的生計，被迫放棄體育事業。再者，不少本地體育隊伍(例如足球會)經營赤字連年，在沒有抵銷部分虧損的政策支援下，企業亦缺乏"合理理由"投入更多長期投資。^{14註釋符號代表立法會(2021)及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021)。} 社會因而存在呼聲，要求當局擴大體育資金池，特別是開拓來自私人機構的資助。

• 日本是全球公認的體育大國，在2020年東奧上一舉摘下27枚金牌，成績僅次於中美兩國。自2000年代起，當地的體育資助制度趨向雙軌化，來自私人機構的資金有增無減。即使日本在2013-2019年期間密鑼緊鼓籌辦東奧，體育相關的整體公共開支激增68%至9,740億日元(670億港元)，但公帑資助在2020年只佔全國70多個體育總會總收入的五分之一(18%)，餘者則來自商業收入(63%)和自營收入(17%)。很大程度上，這主要由於日本體育市場規模龐大(約為其國內生產總值的1.6%)，而政府鼓勵企業資助體育的政策，亦功不可沒。^{15註釋符號代表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21)、笹川體育財團(2021)及日本政策投資銀行(2015，2021)。}
• 1990年代以後的主要國家體育計劃：1996年，日本在亞特蘭大奧運會僅奪得14枚獎牌(包括3枚金牌)，表現未如理想。部分分析歸因於日本長期經濟低迷，令公共體育資助金額大幅下跌。日本政府其後在1999年制訂長達10年的體育發展計劃，其中一個主要目標是吸引私人機構向體育界投放更多資金。
• 吸引私人體育資金的主要措施：2011年，日本制定《體育基本法》，強調發展體育產業的重要性。隨後在2016年6月，日本政府將體育定為振興經濟的3大產業之一，銳意在10年內把當地體育產業市場總值增加兩倍，達到2025年15萬億日元(1萬億港元)的目標，相對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亦將由1.5%提升至2.2%。^{16註釋符號代表Ministry of Education, Culture, Spor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999，2010)、文部科學省(2017)及Japan Sports Agency (2021e)。} 主要措施綜述如下：
  • (a)
    設置獨立的體育部門：2015年10月，日本體育廳("體育廳")根據《體育基本法》成立，現為推廣體育政策的政府專責部門，賦有全權調動不同部門和界別的資源。由體育專才領導的體育廳共有121名人員，當中五分之一由其他部門借調，方便跨專業協調。在引進私人資金方面，體育廳轄下專設參事官，負責聯繫體育組織和商界；^{17註釋符號代表Sasakawa Sports Foundation (2020)。}
  • (b)
    強制規定體育總會制訂商業計劃：2011年，日本政府要求所有體育總會制訂自願性質的中期(橫跨5-10年)商業化計劃，務求令資金來源更多元化。及至2017年，由於政府預期在東奧後體育總會的收入將下跌，因此強制規定它們擬備相關計劃。簡而言之，體育總會在計劃中須認真研究：(i)如何加強市場推廣和科技應用；(ii)如何增加自營收入和爭取新的商業贊助；及(iii)就商業化進程訂下具體指標。自2020年起，體育廳就成功推行高效計劃的體育總會(例如網球、曲棍球和三項鐵人的體育總會)進行研究，藉此分享良好做法。

    以日本三項鐵人聯盟("三項聯盟")為例，它早於2014年已率先制訂這類商業化計劃，當中除訂明目標外，還包括創建網絡媒體和進行大數據分析等，以吸引更多參加者及商業贊助。三項聯盟的商業收入，因而在短短5年內增加一倍，於2019年高達17億日元(1.16億港元)；^{18註釋符號代表三項聯盟中期計劃提出的最新策略包括：(a)委託大學進行調查，就每場賽事參加者的背景和消費進行分析；(b)推出一站式服務入門網站及手機應用程式，當中包含贊助商提供的特別優惠，藉以提高會員忠誠度；(c)透過入門網站轉化選手數據，藉此改進賽事規劃和推廣新產品；及(d)委聘市場推廣專才，爭取更多商業贊助。請參閱文部科學省(2015，2017)及Japan Sports Agency (2020，2021a，2021b，2021c)。}
  • (c)
    為體育總會配對商業夥伴：一如香港的受資助體育總會，日本亦有近半體育總會表示欠缺市場推廣及商業知識，以吸引私人資金。2020年，體育廳為此向選定體育總會推出配對計劃，嘗試為它們物色合適的大型或初創企業作為夥伴，從而建立商業網絡和進行市場推廣工作。2021年10月，該計劃最近擴展至職業體育會，每個項目最多可獲300萬日元(約20.6萬港元)的津貼，並須於2022年2月前完成；^{19註釋符號代表Japan Sports Agency (2021a，2021d)及AUBA (2021)。}
  • (d)
    體育總會捐款人的稅務寛減：有別於香港，大部分日本體育總會均為公益財團法人，企業或個人若向它們捐款，可獲稅務寛減；
  • (e)
    體育總會捐款和商業收入的特別稅務優惠：日本視體育推廣為公益活動，因此自2008年起，體育總會若已登記成為公益財團法人，其體育相關收入可獲豁免繳納法人稅(即公司利得稅)。此外，體育總會從34種指定牟利業務所得的商業收入，可視作免稅捐款，補貼其因營辦非牟利體育活動而出現的虧損。^{20註釋符號代表體育總會須符合17項規定，方可成為公益財團法人，當中包括至少一半總開支須與體育或其他慈善目的有關。請參閱國稅廳(2012)。}

    以2019-2020年度為例，日本體操協會從市場推廣贊助、零售和出版等牟利業務獲得5.65億日元(3,900萬港元)的收入，相當於其總收入的三分之一。然而，該協會的實際稅務支出僅為原先評定稅款的17%，主要歸因其公益財團法人的性質；^{21註釋符號代表日本體操協會(2020)。}
  • (f)
    為企業附屬球會提供誘因：棒球、足球和籃球是日本最受歡迎的3大體育聯賽，當中不少球會均由大企業擁有和營運。為鼓勵該等企業增加對附屬球會的投資，除上文提及的體育贊助為可扣稅的廣告費開支外，其附屬球會衍生的虧損亦可整筆扣稅；^{22註釋符號代表國稅廳(2020)及Japan Football Lab (2021)。} 及
  • (g)
    設立專項體育彩票基金：為了向社會籌集資金，日本在2001年推出體育振興彩票(即toto/BIG)。彩票推出初期只限投注於指定的本地足球賽事，其後在2013年擴展至選定海外足球賽事，並在2020年進一步涵蓋本地籃球聯賽。2006-2020年期間，toto/BIG銷售額躍增5倍至1,020億日元(70億港元)。彩票銷售額的一半為派彩基金池，而扣除所有營運開支後的四分之三剩餘收益，則專門投放於各項體育推廣計劃。^{23註釋符號代表餘下四分之一的淨收益以稅款形式撥歸國庫。請參閱Sasakawa Sports Foundation (2020)、B.League (2021)及Japan Sport Council (2021a，2021b)。}

    2019年，體育振興彩票向精英體育項目及相關體育組織提供的資助金額，高達36億日元(2.47億港元)，佔整體資助額的14%。更重要的是，撥給體育總會的彩票資助中，約七成(69%)分配予小眾運動，而後者往往更難獲得商業贊助。^{24註釋符號代表有別於收益專門用於當地體育活動的toto/BIG，日本政府就其他公營體育博彩活動(如賽馬、單車競賽等)徵稅，以作為間接資金，更廣泛地重新分配予各種社會福利項目(包括體育推廣)，這做法與香港相若。請參閱Sasakawa Sports Foundation (2017)、笹川體育財團(2021)及Financial Times (2021)。}
• 政策成效：上述措施似令日本商界更樂於投放資金於體育事業。2020年，28%的體育總會已制訂了中期商業計劃，另有46%則預計在2022年或之前完成該等計劃。^{25註釋符號代表笹川體育財團(2021)。} 以年度收入介乎3億-6億日元(2,100萬-4,100萬港元)的中型體育總會為例，其商業收益於整體收入中的比例，在2014-2018年期間急增16個百分點至30%。^{26註釋符號代表至於年度收入介乎1億-3億日元(700萬-2,100萬港元)的小型體育總會，以及少於1億日元(700萬港元)的微型體育總會，其商業收入佔總收入的比例，在2014-2018年期間同樣上升5個百分點，分別增至31%和21%。請參閱笹川體育財團(2015，2021)。}